《百鸟朝凤》作为吴天明导演的遗作，在当年收获了意料之外的讨论，只不过这样的过度关注并非来自影片本身，而是一次饱受争议的宣发事件。这样的舆论措置，与第四代导演的尴尬位置高度吻合。影片深刻的内涵表达，被下意识遗弃在话题之外。

《百鸟朝凤》讲述了老一代唢呐匠坚守传统手艺的故事，这与吴天明的前作《变脸》具有相近的老手艺人的叙事主角。这一次的表达更具有朴实的力量，一种扎根土地的茁壮力量。

“被时代抛弃的人”是第四代导演在继伤痕主题的表达之后新的讨论。谢飞导演的《本命年》算是发声的先驱者之一，吴天明的发声是继承了这一母题，同时融入了极为西方化的悲剧英雄形象。老唢呐匠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权威受到挑战的末路人。这与美国白左主义的导演作品有着相近的主角特质，这或许也是马丁·斯科塞斯极力推崇此片的理由之一。

焦三爷是一座山，背负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任务。垂暮之年却仍然掷地有声，无半点落寞妥协之意。他的反抗动作越强烈，唢呐终曲越响彻云霄，他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悲歌则越耀目。人物的力量有多大，背后反映出他所捍卫的东西在导演眼中就有多重要。第四代导演是真正目睹传统文化遭受蛮力抛弃的一代人，也是因此青春与创作真正受阻的一代人。所以，吴天明在焦三爷身上倾注了一代人的悲鸣。

悲歌为文人心衰达悯，颂歌则为武人奋力回掌。片中最年轻的子代，取名为游天明，寄托了希望百鸟朝凤世代传鸣的朴素愿望。师徒两代人的传承，映射了当今中国最根本的时代问题。

关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联系《变脸》系统来看，吴天明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不仅是单薄的尊重与珍视，同时无不强调了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一种扎根底层乡土的生命力。这样又反映出了一个侧面，即传统文化的被边缘性，孱弱性与漂泊消解之感。这种深刻的悲悯之情，一定程度上与这一代人的坎坷命运密切相关，文化灾难对他们的艺术评判与情感倾向造成了无法泯灭的影响。

关于危机意识的表达。吴天明将新兴乐队作为典型的冲击者，投射出来的是他的危机意识更多的来自新文化的倾轧力量。新文化被塑造成浅薄的，媚俗的以及缺乏师承关系的，这一切恰是传统文化最为反对的。普通民众审美趣味的变革，本身不代表喜新厌旧的不可抗力量。背后反映出的传统文化真正被消亡危机的原因是时代的变革，经济建设倾轧一切思想建设的时代母题。物质追求成为衡量一切标准的准绳，人们的内心世界被动成为物质化与浅薄化。精神世界来自客观世界的革新，摧毁唢呐班子的不是一支西洋乐队，打败唢呐的不是一架钢琴。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历程中，他们成为了被迅速赶下历史舞台的人。被抛弃成了传统文化的宿命，这样的宿命是在过去的历史中始料未及的。所以焦三爷作为被牺牲的一代，他们身上的悲剧力量便无限地被放大。

吴天明深刻的明白这一切的历史无力感，只不过他没有选择哀鸣，而是另一种不甘的怒吼。百鸟朝凤作为百姓熟知的唢呐名曲，传颂的是百鸟争鸣，万物昌盛的自然盛世景象，在片中却成为了末路哀歌。吴天明在最无力之时，仍希望力挽狂澜。悲史颂曲，声声灼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