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文化审美的中国符号——武侠、功夫片的价值
武侠片，或者说功夫片，是中国电影里一个重要的源流，功夫片的历史，几乎和中国电影史一样长。1905年，中国人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京剧《定军山》，那是功夫电影。而例如上海编导统考考纲里，就包含《卧虎藏龙》、《刺客聂隐娘》这样的武侠电影。武侠电影是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一个符号，今天，我们就来帮大家梳理武侠电影、功夫电影的发展脉络。香港电影界按照武打形式的不同，把穿古装、使用刀剑的电影称为武侠片，把展示拳脚功夫的电影称为功夫片。为了叙述方便，照多数人的习惯，我们统称为功夫片。上世纪二十年代，武侠小说改编电影已经占到中国电影的半壁江山。九一八事变后，这个趋势在官方干预下才中止。1950年以后，功夫片的中心是香港。香港功夫片的地位，是靠几代导演的接力逐渐夯实的。五十年代末期，张彻从台湾到香港，用一系列功夫片改变了港台电影潮流。他的男主角，或者一袭白衣，或者上身赤裸，这两种造型在当时都是犯忌的。从摄像的技术角度讲，纯白服装不好处理，赤膊被认为不雅，但张彻正是不满港台电影过于阴柔，要塑造冷峻阳刚的硬汉形象，他的故事也大多是很悲壮的结局。紧随其后的胡金铨，用诗化的方式处理武侠题材，拍出了空灵的意境。四十年来，徐克一直在用新手法，改变功夫片的概念和外延，从《蝶变》《笑傲江湖》到《新龙门客栈》《断刀客》，每个时期都有开创性、转折性的尝试。在港台地区，最长的功夫片系列是黄飞鸿，已经有上百部了。原因很简单，黄飞鸿是广东人，说粤语，擅长舞狮，让粤港观众特别亲切。我们最熟悉的，还是七十年代以后的功夫片。这个时期，香港电影从导演时代转向了明星时代。我们对功夫片的印象，也是按主演来排序的。李小龙之后是成龙，成龙是京剧武生出身，善于调度花哨的动作场面和惊险特技，结合他的喜剧风格，自成一家。成龙之后是李连杰、甄子丹。大陆武侠影视的开端，是1982年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上映。有人估计，当时观影人数达到近十亿人次。我亲历过这个年代，这个数字绝对可能。李连杰的武打和香港演员不同。六十年代开始，大陆出现了以表演为目的的武术教育，追求观赏性，李连杰接受的是这个全新的训练系统。之后的事件级标志，是1983年电视剧版《射雕英雄传》，这部电视剧正好和金庸原著同时进入大陆。读者脑海中投射的郭靖、黄蓉，就是演员黄日华、翁美玲的形象。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中国导演，要用一部武侠片来检验自己”。1975年，胡金铨的《侠女》拿到了华语片第一个戛纳大奖；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拿到了华语片的第一座奥斯卡；王家卫有《东邪西毒》，侯孝贤有《刺客聂隐娘》。许多知名导演，都在尝试拍出再次引起世界关注的功夫片。潜在的逻辑是：功夫片是中国唯一独创的类型片，容易获得关注。换个角度看，功夫片又未必属于一个类型，其实不太容易被归类。判断类型片的标准，不在于明星和具体的主题元素，不是说有了公路就叫公路片，有了牛仔就叫西部片。而是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观念。比如，西部片的观念就是，人面对大自然的不可知、西部世界的混乱无序，感到孤立无援。在西部片里，主人公认可了这份孤独，把无助感变成独来独往的骄傲，这样，价值观就出现了。所以，西部片的经典结局，是牛仔拒绝了爱情，继续独自走向荒野。长久以来，功夫片并没有固定明确的价值观。我们给这些功夫电影的主题分一下类，有的是讲惩恶扬善，有的是讲主人公报仇雪恨，时装电影里，还经常是警匪加武打；还有像霍元甲、陈真、叶问的电影，是在讲民族大义，但这都是简单直白的道理，不需要辨析，所以也就不能算价值观。何况，很多功夫片，只用一个简单的情节，把一堆热闹场面串联起来，一言不合就开打，对人物和事件并没什么深层次的解读，观众只剩下了看热闹。经典的武侠电影，拍的往往不是武侠本身，而是对中国文化、美学的理解。比如《卧虎藏龙》，表面上看，这个故事是说李慕白、俞秀莲因为礼法道义而无法结合，以及年轻的武学天才玉娇龙追求自由却最终失控的故事，但背后又有很多含混的内容。有意思的是，不管中外观众，无论看懂多少，都能从电影里获得观赏乐趣，不觉得自己没看明白。你也许有这种感受，看完一部精彩的功夫片，对情节的印象不一定深，就是觉得获得了一次痛快的宣泄。这就是电影相对小说的优势：武侠小说需要从文字到想象的转换，电影没有这个门槛，影院灯光一黑，就能把观众带进光影的状态。好莱坞剪辑大师默奇，曾经制作过《教父》系列、《现代启示录》。他说：剪辑电影的原则是情感占51%，故事占23%，节奏占10%，其他的不重要。人们最终记住的就是情绪。所以，导演知道，成功的电影，不一定在于故事高明，而是有力地传达情感。所以说，功夫片的成败，不在它的类型，而是看能不能调动我们的情感。武侠片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可视化的动作场面。不同主题的武侠片，传达的情感不同，动作的风格也不一样。动作戏不仅是要打得好看，还要负责气氛和情绪，是最能考验导演理念和创作的地方。比如，李小龙是学哲学的，他对武术有自己的思考。在他的电影里，打斗动作简单凌厉，极度写实，体现的正是他“截拳道”的武学思想。这是打破中国传统武术的束缚，不拘泥于形式的现代武术思想。在《卧虎藏龙》里，最有名的是那场竹林之战，这场戏不只好看，也有多重寓意。其中，李慕白用两根手指去点玉娇龙眉心，这是武当剑门传授入室弟子的仪式动作，是非常正式的招式。有人误会电影里的剑法像西洋击剑，是为了取悦西方观众。李安拍电影，功课向来做得很足。李慕白的剑法，正是来自于古籍中的武当剑法。而我们习惯的那种剑法，反而是用刀的方法。 在《卧虎藏龙》里，人物的情绪、性格和修养境界，都隐含在这些动作戏里，这就是大导演精细的控制力。近年来，非常值得关注的功夫片导演是徐皓峰。徐皓峰拍电影，不仅自编自导，也自己担任武术指导，演员的拳脚刀法，都是在片场跟他学的。他拍的习武之人不是侠客，而是在世俗中挣扎的普通人。所以他的动作戏没有吊威亚的飞檐走壁，因为在现实江湖，上房翻墙是飞贼擅长的，不上路。徐皓峰的打斗也都符合力学和搏击技巧，没有那种舒展夸张的表演性动作，两三招之间，就分出了胜负。电影不像电视剧，没法完全对应原著，要靠场景、画面制造氛围。《卧虎藏龙》有很深的道家文化背景。那把剑身雕刻花纹的青冥剑，按照徐皓峰的解释，不只是为表现华丽。在道家修炼中，这是锻炼眼力、吸收日月能量用的，道理和故宫屋檐上的那些兽类雕塑一样。李慕白的真实身份也不是侠客，而是一个修道者。大导演们特别重视光影、场景，尤其对道具的质感非常挑剔，就是这个原因。侯孝贤在电影《刺客聂隐娘》里，花费了大量预算，定制了昂贵的金色宫灯，因为这样的道具才能表现晚唐气象。普通观众不知道这层含义，但仍然能感觉到这件道具来头不小，背后蕴藏着文化细节。西方观众自然也不能明白如此复杂的意象，但是他们能从具体的气氛中感受到，这不是一个奇思异想，而是来自一个古老民族的、值得尊敬的文化体系。所以说，功夫片未必能输出价值观，但是完全可以输出文化审美。如果说功夫片能成为一种完整的类型，最终让它独立出来的，就是来自中国文化的积淀。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也是这种具体的生活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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