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现在的山峰下来，才能重新再攀登更高山峰

颜值，只能使你在艺术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记者：有一句话讲，走捷径往往是人生最远的路。现在艺考热，一心想考到知名艺术院校，或梦想一夜成名的心理，年轻人当中比较普遍。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胡歌：我也曾认为自己具备了所谓的做演员的条件。我也想是不是可以不去走那个独木桥（高考），而去尝试一条能够成功的另外一条路。我很幸运我被上戏录取，但是进了上戏这个校门之后，我发现，这条路并不那么好走。我进入学校后，在二年级时遇到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可能比其他同学更早地去拍戏、进入剧组。但是我第一次拍戏的经历我至今都非常难忘。我发现，我在课堂上的所有建立起来的自信，到了剧组之后全部被打破，这个时候我才慢慢发现，学校老师每天给我上的那些基本功的课是多么重要。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最遗憾的事是在学校的时间太少了。

记者：近期你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到“想学习”，那么你还想学什么？您建议在校的师弟师妹应该提高自己的哪些能力？

胡歌：一个成功的演员，需要具备三个条件：表现力、理解力、感受力。在课堂上，在专业课上，在表现力方面可以得到非常专业的系统训练；而感受力可能需要一些天赋，因为每个人感受事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比较敏感，有些人会特别迟钝；理解力需要长期的积累和沉淀，这个理解在于你阅读的量、阅片的量。这几年，我觉得能够带给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感的，是在我演了一场戏之后，那一刻，我觉得在那场戏里面，我不是我，我完全进入了那个角色当中。

记者：您既有颜值，又有演技，如何看待颜值和演技的关系？

胡歌：说实话，颜值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演员的一张名片，导演、编剧、制作人挑演员的时候，那是第一感觉。但是能走多远不是颜值决定的，是演技决定的。如果我们从结果导向来看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影视圈，能够排在前列的好演员，有几个是靠颜值的？

记者：知道追随自己内心想要什么，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春晚结束后，你向媒体表示，2017年将是学习阶段，在演艺巅峰时期，为何要去学习？

胡歌：2005年时，我登过一次山，在西藏有一座雪山叫作启孜峰，6206米。那时候，我还年轻，没有经过专业训练，虽然有高原反应，我仍然成功登顶了。6206米，海拔非常高了。我现在算是在6206米的山峰上了，我最终的目标是想登上8848米。从启孜峰到珠穆朗玛峰，从这个山峰到那个山峰，我没有办法飞过去，我得先下来。我在那个高度，可以看到前面还有更高的山峰。而我要攀登更高的山峰，必须从现在的山峰先下来以后，才能重新再攀登更高山峰。

为什么拿枪不当枪的人赢了

记者：很多年轻人都有一夜成名的渴望，大一、大二学生就迫不及待想进剧组，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马伊琍：首先得积累理论，没有理论你就没办法去实践。在实践过程中，如果你没有太多从学校学到的知识支撑你，很难去对角色做一个公正的评判。说实话，学校每年教的理论，也不是恒久不变的。时代在更新，大家的审美还有对客观事物评判的标准也会变得不一样，与时俱进。学理论，最关键在于它给你一个基础，慢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很多批判性的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演员，在表演过程中，你常常需要自我思考、自查和自省。如果肚子里一点理论知识也没有，纯粹靠社会混出来的经验，不足以支撑你的发展，用的时候就不够了。

我相信每一个演员都不想自己成为快餐式、昙花一现的消费品。如果你真正热爱这个行业，一定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经典。但是要成为一个经典，就要付出很多，学校给予的氛围和给予的理论基础非常重要。

记者：艺考热不断升温，有的考生“过度准备”，以至于“准备过度”。从考生到考官，换位思考，你有什么看法？

马伊琍：过度培训是我们最近在考试中看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问了一些学了错误表演方式的考生，都是经过了挺长时间的培训，然后说出来的培训方式简直啼笑皆非。比如说，专门训练孩子从哭突然到笑、从笑突然到哭。

演戏是全身心投入的过程，用你的心、用灵魂、用身体去体会，它不是技术，不是说今天这样训练，明天就能转换自如的。它与你的对手、你扮演的角色还有整个现场气氛，都密切相关。演员需要训练的是，如何迅速进入到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去面对不同的对手，然后立刻给出对手需要你作出的反应。

在考场上，也有考生给了我们挺多惊喜。打个比喻，有一把枪放在桌子上，大概有50个考生统统拿起这把枪要自杀或者要打对方，只有唯一一个孩子拿起这把枪就扣了一下，然后“piu”地打了一下，说“这是把玩具枪啊”。我们就觉得，终于遇到了一个真实去感受这把枪的人，因为它就是一把玩具枪。有时候，孩子往往把这个道具想得过于复杂了，就不好玩了。但这个孩子脑子里想的就是最简单的，特别棒。学校都希望孩子是一张白纸，到学校后再用正确的方法来培训，他们才可能往好的方向走。一颗小树苗如果一开始就长歪了，它就会越长越歪。

记者：考前卸妆是艺考热门话题，对于化浓妆、整容的考生，考官能看出来吗？考官会打低分吗？

马伊琍：艺考第二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很多孩子整容，纹眉毛、纹美瞳线、垫下巴、垫鼻子、打瘦脸针，已经算最轻微的了。我们很心痛，因为那些孩子长得非常漂亮，你的眼睛长成这样、鼻子长成这样，一定有它的道理。破坏了其中一个，就破坏了它的平衡，美就变得不自然了。很多孩子是培训老师建议她们去做的，有些父母也赞同孩子去做的。真的特别可惜。作为考官，我们一眼就能能看出来脸有没有动过，这会影响我们的选择，除非有一些做的不是永久性的。

记者：天分与勤奋，颜值与内涵，你更看重哪个？

马伊琍：我更看重天分。但是天分需要后天勤奋加持，我们对考得很好的孩子都会叮嘱，即使顺利考上喜欢的院校，请你到了学校以后，也一定要认真学习。我们今年看到有一个现象是，专业不错的孩子，有很多文化课成绩很低，可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不爱学习”或者“还可以吧”，大概有50%的应届生都是这样。对此，我们很失望。好演员必须有文化，不是说“不好好学习去当演员”，这简直太可笑了。

文化课不好的，即使他们有机会一夜走红，肯定走不远。在高处的时候，你得记住，有一天你会跌下来。跌下来之后，用什么支撑你的高度呢，就是文化。漂亮的男孩、女孩，一茬又一茬，永远不缺，什么可以让你一直走下去？拼的就是自己内在的那股劲儿。文学、文化底蕴，还有就是做人。我一进学校，老师就说“学演戏就是学做人”，人做得歪七扭八的，戏演出来也是歪七扭八的。

艺考当中的“过度准备”与“准备过度”

记者：通过这几年担任艺考评委，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现象，您有没有一个切身体会？

潘涛：通过我连续三年参与到上戏艺考的行列，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四个字：文化自信。对于文化自信的建设，具体的落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对于我们从事播音主持行业，在新闻媒体、文化一线工作的人来说，通过艺考这样一个训练，去感触、去思考、去参与竞争，是一个难得的机遇。通过这几年的考试，我感觉到这一代的孩子，和我们那个年代甚至前几代考生的区别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年轻人当中展开文化自信建设，它不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很多的个性色彩体现在自身上。他们有个人的对于一个行业、一个方向的执着和热爱，这种执着和热爱在他们的成长环节。目前很多考生都已经跳脱出我们当年考试的那种临时抱佛脚的窘况，我们可以看到在考场上很多考生体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就源于他长时间以来的积淀和积累。

第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考场中可以看到很多代表我们国家不同民族风格的展现，感受到考生对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敬仰和爱戴。有的是通过舞蹈，有的是通过乐器，来展现民族的文化艺术才华，呈现出来的都是多民族之间互通、融合、学习。有了这样的积淀，我们才可以自信，把我们最精彩的呈现出来。

非常有幸能够看到这一代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因为这些孩子本身的素质通过在考场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足够的希望。

记者：人生真正的考试，从来都不在学校。面对如今艺考残酷的竞争，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也会被排斥在校园之外，或被迫选择其他专业，作为评委考官，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潘涛：通过艺考这样一个空间，提供给很多考生的是自我验证的一个机遇。能够成功进入上戏校园的当然是幸运的，但是还有大批孩子需要通过这样一个考场来证明一些东西，通过证明来找到自身的差距，甚至是自己的独特性。

关键是，艺考本身能提供一个证明自我的渠道。当然很多人看到的是最光鲜亮丽的那一群人，但是对参与其中的考生来说，就像今天考场上有很多考生表达出他们在网上看到自己进入三试的激动的心情，颤抖的手无法按下那个确认通知的键。我们能看到他们当梦想突然靠近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但是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当梦想靠近的一刹那，突然又凋零的时候，那其实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人生中有起伏是难免的，也许对于许多学生的考验还在后面，即便考进了上戏，还要面临很多的挑战，还需要他们一步一步去克服和解决。我觉得这就是成长的历程，也许今天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遭遇战或者是一个挫折，但是可能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只要能走进这个考场，站在这里，感受到了，那么他们的人生就会迥异于其他一些没有进到艺考队伍行列当中的孩子。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过犹不及。随着报考热度的不断提升，考生准备也越来越充分，有的找培训机构，有的准备万能句，希望“以不变应万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涛：在考试过程中，但凡有整过容的，基本十个有九个被淘汰。考场有一些规定，比如不要带妆、不要穿高跟鞋，即便三令五申，依然有学生，甚至有男生带妆。从考官的角度来说，我很为他们着急。如果我是这些孩子的家长，绝对不会让孩子去改变自己的天然美。整容肯定是要坚决否定的，甚至化妆和过度成人化表现，都是没有机会的。本色入场，很可能在现场会脱颖而出，这是考官最看重的，过多的粉饰反而很“拙”。

谈到艺考中的应试教育，考官也知道很多套题方式。比如其中有一道题要求考生回答：当父母离异，对家庭造成伤害的时候，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怎么看待。考生念完题，话锋一转就说：“我想到了一个字‘赢’。为什么说‘赢’字呢？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亡、口、月、贝、凡。”然后他就解释：“父母婚姻危机，让我想到了‘亡’；‘口’让我想到父母要多沟通，我也要和父母多沟通，来应对这个危机；‘月’代表要珍惜眼前的时光，‘贝’就是宝贝，要加倍珍惜，‘凡’是面对任何事情要抱着一颗平常心。”实际看这个回答，任何问题都可以扣这个主题，这就是一种应题技巧。作为考官，你可以看到，到底是出于孩子本身看法、即兴反应，还是应试，能感受到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回应。

我们希望看到考生充满自然的灵性，希望看到他至少是一张白纸，而且这张白纸的质感很好，适合去成就一篇作品，比方说中国画、油画还是其他作品的展现？我们希望他展现更自然的一面。

记者：您是实力和颜值兼备的著名主持人，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艺术道路上您如何看待天资和勤奋的关系？

潘涛：在艺术的道路上，从个人的成长体会来说，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自身的天资条件需要从一个环境去感染。所以说天分首先是展现在环境的培养基础之上，这个环境来自于家庭，来自于父母、职业。然后，对于一位走上艺术行业，并最终做出一些成绩的人来说，勤奋、坚持都很重要，更多的不是受到庞大的商业氛围的影响，或者是来自各种诱惑的影响，更多的是专注于自己的职业，能够静得下心来感触。其实最好的平常心就是内心的那种井然有序，在任何一个时刻都知道自己的基本目标，能够排除万难。

给上戏创新型的考试方法点赞

记者：各位老师亲历艺考这幕大戏，一定有很多感悟和体会，在担任评委过程中，给各位考官留下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场景？

刘佩琦：我觉得上戏的考试方式、方法还是得给个赞的。是用工作坊的形式，给孩子们上课的形式，做小练习的形式，语言测试、表演测试等，每个环节能让孩子充分展示，也能放松下来。这个我觉得有点改革的意识在里面，印象很深。

还有一点就是，从系主任到老师到考场的主考老师们，都体现出对学生的关爱，比如有老师直接跟学生说“把衣服穿上了别冻着”，还发小零食给考生吃，体谅孩子们（为了考试）半夜飞来飞去很辛苦，让我感觉眼前一亮。这样的老师对待学生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这种热情要给个大赞。

刘小锋：这其实是我们上戏的传统。我们在考学和当时做学生的时候，遇到的老师就是这样的，非常亲切，非常和蔼。无论工作坊的训练或是其他考试形式也好，你能感觉到老师为了让学生先放松下来，让学生都自然放松、轻松愉快的去享受考试的过程，是花了很多心思、付出很多心血的。

果靖霖：因为它代表一个现象的产生。一般说来，考生艺考，老师都是高高在上，有威严感，学生很紧张，很忐忑，心里发憷，然后在老师的要求里面，你得做到放松、自然，才能赛出你的考场水平。这其实是矛盾的，尤其是表演。我觉得上戏的老师真是精心准备、认真考量，弄出这么一套方案来。这是体现上海戏剧学院的爱，然后你发现学生在上面演，我们老师反而在下面看，学生是高高在上的，反过来了。

记者：近年来，艺考热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喜人的现象。面对“热”现象，各位老师作为业界资深专家，有怎样的“冷”思考或担忧？

刘小锋：我们这几天最大的感受在于，很多很好的孩子，就被这些艺考培训班给祸害了，太技术化了。今天中午我们还在讨论，戏剧学院能不能搞一个，哪怕不是考前培训班，哪怕是戏剧教育、艺术影响方面的培训，让孩子走一个正路，而不是被毁掉。

果靖霖：其实现在有些问题也是我们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明星光鲜亮丽、挣很多钱，这些大家都看出来了。所有的孩子都想当明星，为什么？又可以出名，我又可以挣钱。那么我想当明星我怎么办？得不择手段地当。正是这样，于是很多人利用了这样的心理，开艺考班，把你旋转到利用的核心，结果把孩子们弄的一个个都稀奇古怪。我们考学那时候根本没有艺考班。演员是为人民服务，是艺术工作者。所以现在社会上有时候歪风邪气造成这样的一种恶果。

记者：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越需要公正，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保持公正性就越难，社会也就越是关注。艺考公正性与艺术人才“个性”选拔是否天然矛盾？如何看待艺考制度化的考试安排和艺术选拔个性化的选择之间的关系？

果靖霖：考官中有资深的演员、主考的老师，凭借这么多年教学工作的经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固然如此，但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肯定是一致的，就是美。我们怎么能在考生身上发现我们认为的美，而这个美一定是我们共同的诉求。

刘佩琦：对于艺术院校来说，要有“误判”这个可能性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怎么才能减少到零，或者是最小化，这是需要考虑的。每一位考官固然有他个人的观点，但是总体都大差不差。从我们的良心来说，我们必须站在公平的基础上，对孩子们负责。怕的就是社会有时候会容易误解，因为他本身心态已经失衡了，所以他看本来公平的世界也是倾斜的。

刘小锋：从制度上来讲，我们三个（指和果靖霖、马伊琍）都很熟，都是校友，但都是第一次来到考场之后，才知道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做考官。比如今天打分的时候，我和刘老师坐在一起，有时候他打分其实随便一瞄就能看见，但是很自然的，我每次一打完分就盖上，刘老师也是写完就盖上。考试的这种形式就决定了公正性和我们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