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李行

诗人余秀华所在的横店村是个人口近千人的大村子，像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村里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实行新农村改造后，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村里统一规划，在余秀华家原来的田地上统一盖起了二层洋楼，给了她40多万的补偿，“亏是有点，但是家人年纪大了，种不了那么多地了，也是好事。”坐在一楼的客厅里，余秀华说。

每户房子200多平米，每家出9万块钱买下来。这对余秀华来说不是问题，但对大部分年均收入1、2万的村民来说，还是很有压力。自从母亲去世后，余秀华原来住的老房子，现在由父亲和他的女朋友住着，“照看着鸡啊、鹅啊什么的，方便。”

出版社给余秀华的版税为10%，在已经算是很高的比例，“下本书出来的时候，我要跟出版社说要算高一点版税。”余秀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15年之前，就有出版社跟她说，可以自费出书，但余秀华想的很明白，“这没什么用，万一卖不出去，亏了呢？”现在一年出“三本诗歌集也出得了，很容易”。但她想慢下来，缓一缓。“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得不偿失。”

成名之后，钟祥市作协吸纳余秀华为作协副主席，有时候她会去市里开会，“这就是个民间组织，没有工资发，大家开会互相吹捧一下，就回来了。”

她平时并不出门，也很少与村民交流。成名之后，只要是陌生人来到村里，村民都会默契地为他们带到余秀华的家门口。很多村民看待余秀华的眼光有些说不出来的异样，有时候，有些村民叫她“秀华”，有些人开玩笑地叫她“余老师”。无论怎么称呼，余秀华在村子里都有了更多底气。父亲跟村民闲聊也会提及，今天又有国外的记者来了，“听说还是美国的”。

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那些，她不喜欢过多聊自己的家事，聊到她的前夫，“这事情跟你讲不清楚，问这么清楚干嘛，对我老公这么感兴趣，你是同性恋啊，讨厌。”

余秀华从来不否认写文章时的“标题党”，甚至熟谙于此。前几天，余秀华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汪国真凭借一句废话混了一辈子讲坛》。读者评论一片哗然。“很多他的粉丝骂我，甚至一个女粉丝骂的都很恶毒，我在想，如果我的粉丝也是这样，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余秀华说。

记者看到门边的地面上放着最近两期的《人民日报》，是“别人赠送的”，她并不怎么看，但也表示要“向组织靠拢”。说这话时，她顾自笑了起来。这种笑声几乎已经成了她应对媒体的标志。让人不容易辨认出哪些是玩笑，哪些是认真。很多媒体报道出来后，她会就一些观点说，“那并不是认真的，是开玩笑的。”

采访当天，恰好《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从北京过来要给她拍照片。电话中，她跟对方沟通说老房子现在已经不住了，原来写诗歌的本子也不见了。“作秀就不太好了，还是不要拍了”。对方让她想清楚再做决定。后来，她还是答应了拍摄。

在她卧室的桌子上、床边散落着王小波、雷平阳、村上春树、昆德拉等人的书。还有两本研究《易经》的书，她在笔记上做了关于《易经》卦象的笔记，甚至把它们与诗歌结合。

##成名前后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上映，让诗人余秀华再一次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以她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在全国点映，场场爆满。无论走到哪个城市，她都是绝对的主角。

尽管这部纪录片被观众热捧，但也有观众表达了不同看法，“余秀华太有表现力，身上长满了故事，知道配合媒体，基本上是牵着导演在走，片子想要的东西好像都实现了，看完想想发现还缺少很多细部。除了一个貌似村中孤岛一样的老房子，基本上看不到余秀华更多的生活场所，她的邻居、亲友是什么样子……”作者内陆飞鱼在一篇影评中写道。

影片讲述了余秀华自2015年成名之后的生活。镜头里可以看到南方乡村的美景，特写再配上余秀华的诗歌，“片子里的所有景色都很美，除女主角长的丑一点。”余秀华不时向媒体展露她的幽默。像往常一样，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语言犀利，经常让准备不充分的记者哑口无言。被余秀华称为伯乐的《诗刊》编辑刘年曾经担心余秀华不知如何面对媒体，但在共同录制一次电视节目后，刘年评价她应对媒体“游刃有余”。

2015年，因《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诗迅速走红后，她很快出了三本诗集。成为近几十年来最畅销的诗歌集。“现在书本销售1万本，就算畅销书了，我的三本加起来总发行量大概有30万，算起来每个字大概有10块钱。应该算是挺不错的了。”余秀华说。

但其实余秀华从2011年就开始在博客上传诗歌，作品零散见诸报刊。 雷平阳在余秀华走红之前就读过多首她的诗作，包括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同为诗人，雷平阳评价那首诗其实很干净，“就像余秀华自己说的，它就是一个标题党，只是大家解读后煽动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空间而已。”而对于余秀华的成名，他认为那是她该得的，“真诚，她的诗把自己放进去了，就跟鸟儿天生要叫一样，她需要开口说话。”

 余秀华的诗歌，满足了大家对乡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一部分想象。但她觉得这样的诗情画意对一些人不过是画饼充饥，一种虚无的精神寄托。从小生活的环境与城市一样，也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从小父母就告诉她，正是因为她上辈子做了亏心事，所以生下来才残疾。余秀华竟然相信这种说法，度过了一个自卑的童年。

在诗歌《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中她写道：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轻视了清晨。

打开余秀华的博客，多看到她以“小人物”“脑瘫患者”自居。两岁时，村里与她同龄的孩子都已学会走路，余秀华却连坐起都很困难，时常从板凳上摔下。在《梦落成泥》中，余秀华形容童年是“灰色的”。当弟弟开始走路，她依然在地上爬。

弟弟余仕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余秀华是“自卑与自负”的交织。小时候家里来客人，余秀华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像是给别人证明什么。刚上小学时都是奶奶背余秀华去学校，但被同学嘲笑，她之后就不让背了，坚持自己拄拐杖走，好多次摔得头破血流。

她在诗歌《疤痕》中写道：我腿上的疤痕/是喝酒以后割的/我喝酒是因为我爱一个人呢/我是否应该告诉他/我身体的疤痕到处都是/他要的美，我无力给呢。

在诗歌《我只是死皮赖脸的活着》中她写道：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两岸的哈哈镜里/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

出版诗集，成为名人，证明了余秀华的才华，但这并不能解决她生活中的琐事。事情还是要一件件去做。最近一个月，余秀华都马不停蹄地去参加各种纪录片、诗歌的交流活动。

临出远门，她给儿子洗好了衣服。给淘宝上买来的花草都浇上水，她抱怨水管里接出来的水漂着厚厚的漂白粉。水顺着花盆底部流了一地，“操，白白浪费感情了”。选择综合症，让她为一朵新采的花栽在大盆还是小盆里纠结了3分钟。担心花被太阳炙烤，她再盖上遮阳布。由于前段时间出门很久，月季花的叶子都干枯了，她边给枯叶洒水边自言自语，“这个应该能活过来吧”。

环境塑造了她的性格，也成就了她的诗歌，勇敢与胆怯、自信与自卑、敏感与麻木这些矛盾的词语被她完美地驾驭，并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中。

##爱情与婚姻

2015年12月，余秀华离婚了，维持了20年的婚姻以余秀华拿出15万元补偿给丈夫作为结束。 还为前夫在村里买了新房子，房子就在余秀华新家的后边，站在二楼的阳台上举目可见。离婚后，前夫还经常跟余秀华父亲保持联系，偶尔回来也会来串门。今年二月份，前夫回家，敲了余秀华的家门，被余秀华拦在了门外。前夫踢了几脚门，离开了。

离婚，是余秀华掌握自己命运的最好证明，她曾经说，结婚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情，而离婚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认真对待生活？当然我也许也不够认真，但是我从此进入了我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是的，我喜欢这宁静的没有争吵没有猜忌的日子：一个人的日子。”余秀华在离婚一周年的日子里如此写道。

婚姻日常生活中柴米油盐的琐事她可以接受，但精神上的隔膜让她度日如年。“地里的一朵花，我说好看，他说不好看，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这就不好办了。”

但单身并不意味着就有爱情的将临。“我这个条件，不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所以缺什么补什么，才会在诗歌里写很多关于爱情的诗歌。” 在她所有的诗歌里，描写爱情的诗歌数量最多。生活中得不到的，她在诗歌里尽情地歌颂、追逐。

她曾经在一首诗歌《离婚证》里写道：只是，身份证我总是用到/比如生病住院，邮局取东西/残疾证我偶尔用到/比如申请低保/但是离婚证有什么用呢/我不再结婚，从此独身。

2012年，追求感情的痛以及对生活的绝望，余秀华尝试过自杀。她喜欢一个当地的诗人，上门追求，并未如愿。余秀华喜欢“借酒消愁”，最高纪录曾经喝过10斤啤酒。在钟祥市的莫愁湖边，有几次喝多了，差点掉到湖里。这些都被她写进了诗歌。 这一年之后，她的诗歌风格开始变化，成为她创作的“高峰期”。

一个人，什么都可以没有，只要她还有爱情。一个人也可以连爱情都失去，只要她还能微笑地活着。所以，她写道：“生活一无是处，爱情一无是处/婚姻无药可救，身体有药难救/在一千次该死的宿命里/我死抓住一次活着的机会/在这唯一的机会里/我唱歌，转动我的舞步。”

2014年，春节的时候，她又一次计划出去打工，以摆脱生活与心灵的双重困境，但是因为迟了一天，她能做的岗位被人占了，只好作罢。更重要的是孩子面临高考，“我这个母亲虽然不称职，但是我在，孩子就能安心”。她许多次想出去，想脱离这个村庄，甚至在去流浪。

在这段婚姻中，唯一让她欣慰的是有了现在的儿子。她的儿子学习很好，现在大三，暑假回家来，她们可以聊聊天，“像朋友一样”。儿子在学校不会透露自己的家庭背景，他也不读母亲的诗歌，也不太喜欢跟记者交流。余秀华走到儿子的卧室，看着他拿着最新的苹果手机玩游戏，不时聊几句闲天，这让她感到幸福。

##“名气很快就会过去的”

余秀华喜欢雷平阳的诗歌，甚至写了道《致雷平阳》来表达敬意。有记者问，余秀华的走红代表诗歌的春天来了吗？雷平阳笑言，“这些都只是新闻事件，诗歌从来只是属于少数人的，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从未奢望全民都来读诗歌，哪怕是余秀华的出现，也只会让人关注到她，而非整个诗人群体。”

《诗刊》编辑刘年坦言余秀华的诗歌良莠不齐，有些作品“玩弄语言”。但他认为看一个诗人的成就要看他最好的作品。

“诗歌是不可理喻的，能分析的很清楚的诗歌，也许是好诗歌。但绝对不是有魅力的诗歌。分析不清楚的诗歌，才是真正有魅力的诗歌。所以，永远不要给好诗歌下定论。要让她神秘下去，才会有无数的读者前仆后继的去读。高明的作者，永远不会让普通读者揭开这道面纱。不轻易揭开面纱的诗歌是上品，上品的诗歌永远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余秀华在博客中如此说。

余秀华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生活中，她不甘心平庸无为的命运，也做不到逆来顺受，当她所有的抗争都落空，她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它的劣根性。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的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她说。

如今，余秀华的村庄已经不像是影片中展现的那个样子。从今年开始，村民陆续搬进了新家。农闲的时候，村民们照样打麻将，而余秀华则再也不能轻易看到昔日诗歌里的稻田、麻雀、荆棘……

环境没有了，她也放慢了写诗的速度。开始写随笔、小说。她说她将来要出版随笔集，小说集。她多次对媒体强调，“名气很快就会过去的，终归要回归平静的生活”。但同时，她又很享受名气带来的很多便利。

她出门随身带着一大一小两个背包，包里除了衣物，还有家人装下的零食，这些重量对她来说有些吃力。有人建议她换一个小拉杆箱，她说经常上下台阶不方便，而她又“不愿意求人”。

火车上，聊起前段时间她去过的北京皮村，农民小说作者范雨素的走红，她果断地说，“炒作，肯定是炒作，说什么‘媒体采访太多了，为了躲避采访跑到山上去了’，我就不相信这种话。”

大多数时候，她并不怎么说话，只是出神地看着窗外飞速滑过的景色，她的眼神里像是装满了了心事，时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