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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浩:纠结的坏猴子

作者: 李行     发布时间:2017-08-18     阅读数: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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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40的导演宁浩感觉自己没那么“坏”了,他自己时常也跟朋友念叨,不喜欢这样,想有些变化。

从2006年《疯狂的石头》到《疯狂的赛车》、《无人区》等影片,观众喜欢看那些身上带着“坏劲儿”的角色:《疯狂的石头》里坑蒙拐骗又相信爱情的道哥、《疯狂的赛车》里贫困潦倒又要风光葬师的耿浩、《黄金大劫案》里地痞混混又崇拜英雄的小东北。

到了《无人区》,这种“坏劲儿”达到了极致,人性的恶在所在人身上暴发。不可避免,这导致了后来5年的漫长审查。触碰到审查的天花板以后,宁浩调头转向,用一部《心花路放》豪取票房总计11.67亿, 登2014年度国产电影榜首。

其实,电影之于宁浩只是表达方式的一种,还可以通过绘画,监制等方式来表达。继监制路阳导演的《绣春刀II:修罗战场》之后,今年9 月5日,宁浩携其公司坏猴子影业推出了“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包括路阳在内的10位青年导演集体亮相,引来了大众的瞩目。

巧合的是,拍完《香火》、《绿草地》之后的2006年,宁浩正是凭借“亚洲新星导”计划的300万推出了《疯狂的石头》。10年前,宁浩通过“亚洲新星导”计划,被大众所熟知;10年后,宁浩推出了“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冥冥之中,似乎一切早有安排。

当我问他,“你跟这些青年导演比,谁更幸运?”

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我觉得我更幸运吧,因为我真的一直靠运气过来的(笑),从我跳出家里就各种人帮。那时搞创作都很热情,市场又没什么竞争。很快就跳出来,被发现了。”

宁浩将会监制10位青年导演的3部电影,这是与其价值观相近的10位导演的集体表达。虽然除了路阳、文牧野之外,大部分导演没有长片拍摄经验,但打动宁浩的除了他们的专业功底、完整的价值观,还有他们对电影的理想主义。

10年前,《疯狂的石头》用300万可以拍出来,现在已经不行了。当年的演职人员更多抱着对电影的热情参与进来,现在的环境让人更加现实。

尤其这两年,中国电影票房逐年攀高。宁浩对于市场的考虑会越来越多,这个包袱很难卸下。“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果你过早穿上鞋,再脱下来就比较难了。如果你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反而比较容易撒得开,不管不顾。”合作编剧王红卫直言不讳,这与宁浩的性格有关:心重、纠结。

而且,他在故事上还有处女座的强迫症,对于片子里边要表达的主旨和概念的强调非常执着。这会使后边写剧本的工作可能越来越艰难,从其拍片节奏的明显放缓可以感受到。

正在筹备的新片《疯狂的外星人》是其“疯狂”系列的最后一部,剧本在大的方向上推翻过三次,每次都要改一年,这是对于宁浩来说是一个玩命试错的过程。 “内心都崩溃了,好几年白干了,哈哈。”宁浩苦笑道。

他很怀念拍《香火》《绿草地》的日子。

##文艺片出道 商业片成名

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宁浩,建立其上的审美是:原始的、道义的、本能的革命主义乐观精神。他眼中的江湖也是如此,在与画家林旭东的对谈录《混大成人》中,宁浩认为山西电影学校四年的中专生活非常关键,他在无拘无束的半社会生活中学会了抽烟、喝酒、打架。人生观和方法论也在那四年中建立,这对他后来电影中的价值观表达影响很大。

《香火》里和尚的原型是一个叫言戒法师的和尚,天天在宁浩学校宿舍一住好几个月。他们一起唱KTV ,混着玩,和尚用化缘来的钱结账。后来和尚去大同附近的村子里建了个庙。宁浩去玩过几次 ,发现和尚修塔需要钱,就到处去忽悠钱。这让他看到人性中矛盾的地方,觉得很有意思,就以此写了剧本。当时他还是北京电影学院专升本的图片摄影专业学生。

 在拍《绿草地》时,宁浩不止一次与死亡擦肩。在内蒙古草原上几百公里不见人,宁浩与摄影师杜杰开着丢了钥匙的车到百公里外勘景,车意外熄火,两人傻眼了,想起美国电影里偷车都是拽两根线打火,但如果连正负极,电瓶报废,两人就“彻底歇了”。

后来,杜杰把钥匙锁撬了,拿一个蒙古刀,蒙着脑袋连一块,车还真着火了。后来就把车放在一个坡上,往下推车。到一半就挂档,车就着了。期间,还发生过司机开的车栽到沟里,一车人都受伤的事情 。宁浩回忆起来,当时一身冷汗。

“你什么时候发现人是怕死的?”

“很早了,三四岁, 小时候看到猫、狗死,就想人为什么会死,发现所有的生物都是一样的。知道人很孤独,最可怕的是你要一个人面对孤独,发现原来人是需要沟通的。”

此后,宁浩在黑色电影找到了一种消除恐惧、消解死亡的方式:在《疯狂的石头》中我们看到泰国佬竟然被冻死在冷冻车里;《疯狂的赛车》中李法拉的老婆竟然因为脚底打滑而被李法拉误杀。

他们就这么吊诡的死了,宁浩在拿死亡、恐惧开玩笑。

其实,从文艺片一头扑到商业片的怀抱中,导火索是因为一次放映,根本原因则是因为宁浩创作观念的改变。

因为《香火》《绿草地》都在国际上拿奖,这个阶段的宁浩会更多考虑这个电影是不是属于他的价值观表达,观众会不会喜欢,商业考虑反而很少。“有些导演可能骨子里比较骄傲吧,不屑于考虑商业,不是说这种不好。”摄影师杜杰说。

有一次在柏林影展放映,宁浩数了下,台下只有40个观众。坐在影院外的台阶上,宁浩想,跑几万公里给40个不一定看懂这电影的人放映是为了什么?

这一问,是宁浩改变创作观念,走向商业电影的一个发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疯狂的石头》为投资方带来8倍回报,到《疯狂的赛车》成为中国第四位票房过亿导演,以及《心花路放》问鼎当年华语票房冠军。

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到张艺谋的《英雄》再到宁浩的系列电影,宁浩频频用中小成本攫取高额回报,为中国电影市场趟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与时代进行推拉式的对抗

《黄金大劫案》上映后,票房没有预想的好,也有些负面的口碑。那一年里,宁浩基本都在旅行。他喜欢大理的环境,比较松弛、气候好,有市井气,不像三亚那里没有生活气的地方。还会参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活动,比如到哪儿讲个课、参加个活动。

他甚至冒出过退休的念头,但这种情况很少,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对抗自己的情绪。“你得保持入世的姿势,浑而不浊(哈哈哈哈)”。

有一次,宁浩与编剧王红卫喝酒聊天,那次他有反思和检讨在创作过程中的问题。王红卫认为宁浩比较好的一点是能承认不足和问题,不是说成了就是该得的,败了就不认。其实他有自己的想法,观众没体会到,或者说他没表达清楚,但努力面对这些问题,对于创作者来讲就很可贵,就还有往前走的空间。

《无人区》的五年审查无疑是宁浩导演生涯中的一个劫数。五年之中,主演徐峥已经凭借《泰囧》成为票房最高的中国导演。

宁浩认为人性之初是混沌的,善与恶就是手心和手背的关系,没有谁能战胜谁。《无人区》原本想写的是一个没有善恶的结局:汽油车上,黑老大给律师说,你真的想救她,现在有个机会,黑老大点着打火机给徐峥,你可以炸了这个车,咱俩同归于尽。第二个选择,你可以下车,放你走。徐峥犹豫着下车往前走,他以为黑老大会撞死他。汽车轰油门,从徐峥身边飞过,徐峥茫然看着汽车远去,电影结束。

电影中黑老大也可以做善事,而律师也是做恶出身的。恶来问善,如果你现在可以杀掉我,前提是毁灭你自己,你做得了这个选择吗?其实善是做不了这个选择的。黑老大说我今天仍然可以放过你,其实我们是朋友,是一回事。善与恶是扭在一起的。

“但是没办法,不让搞,这是一个构思,也没有这个版本存在。”宁浩试图在电影本体和导演功课上有一些更深入的探索,而这在市场上、观众中不一定能体现到。但是他感觉现在时代越来越开放,有更大的表达空间了。

做为骨子里有点现实主义的人,宁浩的电影没有完美浪漫的结局。有的片子上映完也受会到审查部门的批评,“我觉得宁浩有意或者无意地用自己的方式在与当下进行推拉式的对抗。”岳小军说。

宁浩坦承,他是一个挺工作狂的人,脾气不太好,得发脾气把情绪释放出去。或者会出去旅行,看电影,看画展,到艺术家朋友家里聊聊艺术品。

在宁浩的公司门口,迎面是一个静坐冥思的猴子,是青年艺术家王瑞琳的雕塑作品,雕塑属于建筑的一部分,对展示环境要求比较高,需要合适的空间、光线。在王瑞琳的建议下宁浩曾经专门改造了一个空间。但他更喜欢小一号的雕塑,“没有那么有压迫感”。

王瑞琳创作的初衷就是想为英雄塑身像,宁浩的公司叫坏猴子,但是王瑞琳不觉得这是个坏猴子。“其实每个人对孙悟空的理解都不同,这种体验都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经验来的。”王瑞琳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记者。

采访间隙,我讲给宁浩一个段子:喜剧大师卓别林因为抑郁症去看医生,医生说为什么不去看小丑卓别林的演出呢,保证你看完之后会开心大笑。卓别林说我就是那个小丑。

听完,他脸上原本微笑的表情在几秒之内有些僵住,脸上是惯常纠结的表情,皱眉,连着挤几下眼睛说,其实好莱坞有一种说法是不要请搞喜剧的人到你家去做客,因为他们都是暴徒。喜剧本身就充满讽刺和批判,他要每天观察那些人性不太好的事情,才能搞创作,所以搞喜剧的人都不是很快乐,会很忧虑。

“你感觉自己有抑郁倾向吗?”

“应该不算吧,我不知道我抑郁没,没有检查过。这个事儿不能自己瞎猜(笑)。”

##坏猴子72变导演计划

9月13日晚上,“坏猴子电影计划”的青年导演们中秋聚会,这是为数不多的集体聚会,导演们彼此并不熟悉。宁浩端起酒杯来一句“干”,几杯酒下肚后,他说电影还是要靠新导演们一镜一镜干出来的。

酒后,曾赠导演哭了,因为她的电影进展最快,已经建立剧组。她怕这是最后一部电影,会有压力。宁浩来了个拥抱,安慰说不就是拍个电影嘛,“你现在拍的片子永远是为下一部做准备” 。

导演刘晓世在筹备的电影是科幻题材。他与宁浩已经认识11年,也是《心花路放》的副导演,他记得有一场戏在香格里拉,黄渤要戴戒指,造型师去大理之前已经备了好多戒指,到现场宁浩一个都没看上,因为都不符合这个角色的身份。为了这个戒指,几乎找遍了大理的戒指店,后来找到一个看上去更朴素的一个戒指,才算过关。

其实那个戒指不是戴到一个特别明显的地方,但宁浩对这种细节要求非常苛刻。他不是说要标新立异,而是从剧本出发,这个人物应该戴一个什么样的戒指,他非常清楚。

文牧野导演筹备的电影是讲一个药贩子怎么顶住体制的压力去做一个英雄,因为拯救生命而有了正当性。这个题材既要有商业性,又要在审查的边界之内。宁浩曾说《无人区》的冲突是直指人性,它并没有批评体制,而文牧野的片子会更有突破性。“你害怕(审查)吗”。文牧野说“我做为第一部处女长片,我怕个毛啊”。真的让观众感受到生命之路的坎坷,这是这个电影的追求。

佛教推崇的是精神自由,当你精神自由后,在面对社会的壁垒,你会想着试图去突破它。在电影里去突破这个壁垒时,全中国的观众都会有切身的体会。这就是电影的最大力量。

文牧野记得宁浩会给青年导演说,别人给你提意见的时候,你不要听这个意见,要听他给你提意见的动机是什么。就像一个医生,你不要听他说肚子疼,你得去想他为什么肚子疼,你得往里头走一下,才能找得着病因。不要了解一个表象真实,要去了解一个内在真实:人性真实、文化真实、社会制度真实。

从资本角度来看“坏猴子72变导演计划”还是很有风险,最早与其他公司谈这个事情,基本没什么回复。但眼光长远的公司是会看重剧本创作的,“我们的态度就是如果有一批年轻人拍出些不错的东西,真的能帮助这个行业。”坏猴子影业制片人盛志民说。

谈及新导演片子的商业变现,宁浩认为做不好是正常的,一开始就说要求商业上的成功反而是无理的,只要你在认真做你喜欢的事情,这就够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导演是幸运的。宁浩把这种不设命题的创作机会传递给了更年轻的青年导演。

“我们新导演的片子就算赔钱,能赔多少钱,也就是宁浩新片票房的一个零头,宁浩一个片子就都赚回来了。”申奥导演半开玩笑地说,宁浩的目标也许就不是大师,他当大师就不会想做这些事儿了,那时候贾樟柯也刚出来,宁浩是很聪明的人,那时候拍《香火》、《绿草地》很时髦。他会为这个时代做观众需要的东西。在《香火》那个年代如果听宁浩说想拍个有票房的片子,你会觉得这个人疯了,但说拍个电影去得个奖,很正常,时代不一样了。

对于选择合作的青年导演,宁浩还是取巧的,这些导演都是专业院校毕业、被各种大赛所肯定过。导演牛涵在侯孝贤的金马学院学习,也与已故电影大师阿巴斯合作过短片;导演王子昭曾经师从贾樟柯,被香港导演彭浩翔签约。

他认为监制不是告诉导演该怎么拍,而是为导演做陪练,新导演一定要有自己很强烈的个人特质。关于电影项目,宁浩会问导演很多问题,当他自己都说不圆了,那就有问题了。宁浩只是帮助导演想清楚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审美是最不靠谱的事情”

宁浩的片子有一种躁的气氛,很满、很浓,颜色很鲜艳。《疯狂的外星人》是“疯狂”三部曲系列的最后一部,也会很浓烈。做完后,宁浩在电影节奏上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做些简单点的片子,他说可能会做一部古装片。

因为商业的电影只有一个票房标尺,没有人不被其绑架。所以宁浩一直在商业与作者表达中间找平衡。宁浩也想回到自己拍《香火》时候的轻松状态,不用为投资人负责,甚至不用对观众负责,就简单做点自己想拍的,“你想看就看不想看算逑了。”

如果说宁浩特别理解市场需求,编剧王红卫认为谈不上:《疯狂的石头》,当时谁都不知道市场上会需要这样的影片。《无人区》当时想着回本就得,从来不觉得这么一个“黑了吧唧”的片子能卖多少钱。至于《心花路放》,更是一个“挺吊诡”的事儿,宁浩就是想拍个和以前不一样的,比较轻松的一路下去的故事,也觉得这事儿好像卖不了多少钱。只不过大卖以后,市场会把它归到那块儿。

但大众还是试图从宁浩的创作观中找到票房保证的秘笈。

宁浩电影中的的人物很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不喜欢以旁观的姿态去看社会阶层。即使在阶层固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尊严、努力地活着,还是在追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当导演说要去关怀的时候,本身就已经有俯视的姿态。“谁需要谁关怀啊,我选择去歌颂社会底层的这种精神、态度。”

宁浩不屈从于某些既定的标准,凡是既定的标准就是应该被打破的。他出道的时候是博客时代,微博时代来临后打破了话语霸权。在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一定存在对很多审美、价值观的颠覆。不把旧的审美打破,就无法重建新的审美价值。“审美是最不靠谱的事情,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直在变。”

对于自己电影的价值观,他总结了四点:第一,要有创新意识,思考能力,尊重自己才能有创新;第二,必须要有本土意识,别说莎士比亚,他是喝牛奶长大的,我是喝小米粥长大的;第三,要有当代性,关注当下的人物;第四,要有一定娱乐精神,不能只跟精神塔尖上的人沟通,让没读过书的看不懂,要尊重所有人。

有了这四点中国电影就会有自信,不盲信老祖宗,也不盲信外国人,信自己。所以宁浩常说要推翻三座大山。第一、非常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古典东方。第二、传统西方,有房子的西式装修,“进去不说俄语都不好意思”。第三、现代经典西方,现代好莱坞。

在艺术观念上,宁浩认为形式大于内容,形式就是电影语言。作为电影本体来说,所有艺术的本体都是形式,形式涵盖了美学部分的所有,所以形式才是最重要的。内容是大家最容易摄取到的信息,但它是最简单的信息。很多经典的电影剥离掉形式后的故事甚至显得庸俗不堪。

梵高画一个人与画一个椅子一样有价值,重要的是怎么表现出来的。“王家卫拍的电影,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了内容,但是那个情绪还能记住,这就是形式。李安也是中性、中庸的形式,不动声色的形式。”

宁浩更喜欢拍人试着改为世界的故事。他认为社会的职业分类有两种,一种是与事情打交道的职业,比如,做桌子的、盖房子的,我就主要跟物质发生关系。另外一种跟人打交道的职业比如律师、官员、商人等。

宁浩做电影的过程中,但只对电影负责,不对人的关系负责。他认为与人打交道的职业,通常都有一个属性:特别尊重道义,或者尊重某种规矩,有时候有点睚眦必报,谁对我不好,我就得收拾他。因为那是他的原则。而与物质打交道的人往往人际关系比较淡,比如谁踩了你一脚,你觉得不重要,事儿重要。

对于当下热门的IP,宁浩不理解这么多人为一个故事抢的头破血流,《西游记》到现在还有人在拍,“电影是人做的嘛,人最重要。”

宁浩会跟自己的作品较真,跟时代的解读较真。比如对一个时代的表达上,选择哪个侧面,从哪个切入点进入,看似用嬉笑怒骂也好,用犀利的表达方式也好,都跟他平时的思考方式有关系。“他的纠结,对于问题本身的纠结,也造就了他的风格。他也自己在慢慢地‘享受着’”,黄渤告诉《财经天下》周刊记者。

中国人到底在多大范围内,把电影当作文化?这还是一个问号。它得过了这个消费阶段,才能提高到文化属性上。在宁浩看来,商业是与这个时代对话的方式,这种沟通方式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但唯票房来衡量电影价值的市场会很畸形。金鸡奖、金像奖已经是几十年前的评价体系了,中国需要重建一个中国电影的价值评价体系。

除了这些,还需要开放创作者,更加开放韩国港台等导演来到大陆拍戏,他们有新的视角来看待大陆的文化。否则老搞近亲繁殖,那除了武侠片、喜剧片、公路片,就没得拍了。

 谈及青年导演毕赣的《路边野餐》,宁浩认为至少他是在表达诗意。中国本来是一个极诗意的国家,现在已经失落诗意很久。现在天天谈票房,“李白写诗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宁浩看了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特别喜欢电影语言(圆形构图)的创新,无关内容,是一种电影本体的创新。

对于大家都把宁浩定义为喜剧片导演,宁浩是郁闷的,“我怎么就成一喜剧片导演了”,喜剧、荒诞的外衣下他其实有更多的表达企图。

##“我担心一觉醒来剧本就过时了”

不久前,宁浩看了一个莎士比亚的经典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台上演的特别用心,宁浩想,莎士比亚被推到如此高度是为什么。

自由恋爱在当时是尖锐的文化现象,跟今天谈同性恋是一个性质。他的经典意义在于记录历史,但今天自由恋爱已经不是问题了。在宋代,与诗歌相比,词是流行曲子,现在成了经典。现在的段子也可能是以后的经典。

“我们被经典强奸了吗”,宁浩认为不能脱离时代谈意义。所谓经典,就要批判地看待,对的部分学习,不对的地方就要批判、改良,不破不立。

宁浩经常住酒店闭关写剧本,会连着换好几家,原因无非是这家离马路近,那家旁边有噪音。后来,制片都会提前定好他的房间,用毛毯全部包一遍,为了隔音。

“别看他精神头儿很足,其实他有神经衰弱,晚上稍微有动静都睡不着。”岳小军说,宁浩现在变得不急躁、更随和了。做《疯狂的赛车》、《黄金大劫案》的时候,能感觉到他的不安。现在可能环境变化了,也可能跟他有孩子有关系,对周围的朋友、家庭有了更多的容忍和关心。

宁浩在精神上有些孤独,我问他有几个精神上的知己。他绕开说,朋友很多。而朋友是一种情感的共震,他并不需要一定理解你精神上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没有办法与人求得一致。他会自己思考“人类接下来往哪里去”这样终极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他没有想明白,也学会了释然。

从物理学、科学、哲学,宁浩看待事情喜欢追索到最本质的源头。他认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佛教最贴近自然科学与物理学,告诉你世界的基本规律是什么。中间叫真理,左边叫智慧。人类并不高级,六道轮回早就告诉你了。

“你信佛到什么程度?”

“我就是比较信,见佛就拜,不拒绝,没有刻意。我不修佛,如果是在做决定的时候,朦胧中我是信的,头上三尺有神灵。”

他笃信规律的存在,而规律是什么人做的呢?它一定在这个逻辑之外有另外一个逻辑。人凭什么那么自大,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智慧的;凭什么不相信还有更伟大的存在。人存敬畏之心的时候就会相信神灵。

有的时候,宁浩也会想象下理想中的生活,有一个自己的院子,画画花园里头的荷花、鱼。“我觉得那个好幸福啊,不受打扰,一直专注自己那个小世界的小事情。在一个可控的世界里去跟自己交流。我觉得那样挺幸福的。”说这话时,能感觉到宁浩眼中的亮光。

莫奈的花园是宁浩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还有库布里克在英国的农庄。里头养一群猫,每天数猫喝水喝多少口,这都是“真得特别棒”的生活。他不想像黑泽明那样,那么大岁数还在辛苦地拍电影。把想跟大家说的话说完了,关上门跟自己说话就行了。

“现在的工作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瓶颈?”

“恩,瓶颈……一直都是瓶颈,所有东西都是瓶颈,人生就一直在瓶颈中,人生就是在不停寻找……,能够有……不同的东西。”

“你会一觉醒来觉得正在写的剧本让你不兴奋了吗?”

“我会担心一觉醒来这个剧本就过时了,经常是这样。跟这个时代的审美相关,现在的时代发展太快了,你好容易写了个东西,到最后突然发现,唉,时代不需要这个东西了,背景换了,有四五个剧本是这样。开发的浪费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它是个很苦逼的活儿,能跟这个时代有所呼应的少。所以很多剧本说写很多年,我觉得有点……跟这个时代没什么关系了。 ”

采访结束,拍照片。我提议可以和你画的自画像来一张合影,他犹豫了两秒钟,面露难色,“还是不要了吧”。巧合的是,摄影师拍的一张照片中,背景还是带到了他的自画像,这张帅气的自画像看起来与如今的宁浩相去甚远,“谁还没有年轻过呢”宁浩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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