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拉即评 ｜ 余华英拐卖儿童罪终判刑
余华英拐买儿童案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刑事案件。余华英自1993年起，与龚显良(已故)及丈夫王加文等人，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并通过中间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贩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买儿童 17名，导致多个家庭破碎此案历经多次审判。最初，余华英因涉嫌拐买 11名儿童被起诉，并于 2023 年9月一审被判死刑。但因发现漏罪，案件被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在重审过程中，检方新查明余华英还涉嫌拐买另外6名儿童。
2024 年 10月25 日，此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宣判，法院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判决其犯拐买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此次审判再次彰显了司法机关对拐买儿童犯罪的严厉打击，同时也为受害家庭带来了正义。
余华英重审被判死刑，以极刑彰显正义的震慑
态度：
死刑是最严后的刑罚，是法治社会、文明社会对抗野蛮犯罪的最强“底牌，也是坚守正义的最后“防线”。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属于主刑和附加刑同步 升档"“置顶”。司法机关用掷地有声的判决，表明了对拐卖儿童罪行严惩不贷、绝不宽恕的坚决态度。
原因：
什么样的罪行，对应什么样的刑罚。对十恶不赦的罪行，理当施以最重的刑罚，这是人类社会的常识，也是共识。为谋取非法利益，余华英十年间拐卖儿童17名，造成12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被拐卖的孩子命运被彻底改变，一些家长因失子之痛过早离开人世，人世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让人痛心、遗憾。
在我国刑法中，明确对拐卖儿童犯罪予以严惩，量刑幅度最高的就是死刑。多年来，公安部多次部署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在司法实践中，对相关犯罪团伙和主犯、犯罪分子，多有死刑判决案例。以余华英拐卖儿童之多、时间跨度之长、社会危害性之大，以及拒不悔改的态度，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做法：
对余华英：之前余华英曾表示，自己还不想死，还要上诉。求生欲望人皆有之，不法分子也不例外。我国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诉讼权利，但不会容忍犯罪分子利用法定程序，逃避应有的惩罚。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再审一审，每一个程序都经得起推敲，都符合法律规定，将之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就是对正义呼声的最好回答。
对受害人及家庭：对于杨妞花等受害人及家庭而言，随着法槌的郑重落下，死刑判决固然解气，但如何帮助他们修复创伤、抚慰心理，重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对打击拐卖儿童：还要看到的是，打击拐卖儿童还在路上。还有很多孩子未能找到，还有很多家庭没能团圆，还有悲痛欲绝的父母在苦苦找寻丢失的骨肉。只要有一个孩子还没回家，只要还有一个犯罪分子未归案，正义的“拼图"就仍待完整。在今年全国公安刑侦部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中，共破获拐卖案件109起，其中积案52起，解救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妇女、儿童2505名。法治的力量始终未曾放弃努力。
——《澎湃新闻评论》
严惩“人贩子”，愿“天下无拐”
遭烫水浇头，被殴打虐待;被拐26年才回到家中，父母早已抑郁而终;有的孩子至今不知去向…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受害者的经历，诉说着拐卖儿童犯罪给当事人及家庭带来的伤害。人贩子拐走一个孩子，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导致一个家庭支离破碎，带来身体精神的双重创伤、亲子失散的无尽痛苦、成长路上的无数风险，并衍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将儿童作为“商品”，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严重冲击社会良知与法律红线，必须重拳打击。
我国始终对拐卖儿童犯罪保持零容忍态度。多年来，从明确立案侦查或受理案件后，不受追诉期限限制，到规定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一律追究刑责，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为打击犯罪提供法治依据。执法机关以打击犯罪的雷霆手段，推动“打拐”取得扎实成效，2023年全国拐卖案件数较2019年下降66.6%。
随着高压态势的震慑，拐卖儿童新发案件大幅下降，但实现“天下无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方面，要警惕网络拐骗等犯罪新动向，打防结合，源头治理。另一方面，要驰而不息加强打击，更好利用先进技术，强化跨地区跨部门协同，形成群防群治格局，让更多被拐儿童获救，帮助更多失散家庭。
从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到孙卓被拐案，再到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相关案件一次次引发关注，彰显了公众对不法行为的憎恶，对“天下无拐”的期待。正义不会缺席，司法判决惩恶扬善，真正形成震慑，让相关案件成为普及法律、完善法律的契机，不断推动形成全民反拐的浓厚氛围，将儿童安全防护网织牢织密
——《人民日报》
“拐卖妇女儿童”，是涉及到人格尊严的犯罪
在拐卖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这体现了法律对于拐卖儿童这种严重侵犯人格尊严的犯罪行为的严厉态度。从国际范围来看，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拐卖儿童犯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德国和西班牙，拐卖儿童犯罪的最高法定刑为15年有期徒刑;在法国，拐卖儿童犯罪最高法定刑为20年有期徒刑。在日本和印度，拐卖儿童犯罪最高法定刑为10年有期徒刑;在韩国，拐卖儿童犯罪最高法定刑为终身监禁。通过对比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的法定刑设置，我国对拐卖儿童犯罪最高法定刑为死刑的设置属于重罚。
好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拐卖妇女儿童法定刑这么重?这其实还是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是涉及到人格尊严的犯罪。一方面，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人的生命是无价的”人需要有尊严地活着，而拐卖妇女儿童，把人完全当作商品、物品买卖，让人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尊严。另一方面，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不仅影响被拐卖人的-生，甚至造成被拐卖儿童家庭的家破人亡。这类案件中被拐卖儿童家人寻亲的痛苦，精神和心理上遭受的伤害往往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如余华英案件中的被害人之一杨妞花，父母在她被拐卖后的四年内双双离世、姐姐自此变成孤儿，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此外，被拐卖儿童长大后，即使找到原生父母，也有可能面临各种问题。亲生父母怎么对待自己?如何认识自己和几个家庭的关系?像2022年寻亲成功后又自杀的17岁少年刘学州就是个极端案例。所以说拐卖儿童对社会、对案件中相关利益人造成的伤害都是持久的。
这种犯罪行为有很强的反道德属性，公众担心自己的家庭完整性被破坏，处于一种不安全感的恐慌中，所以每次有类似的新闻，在愤怒、怜悯等情绪的支配下都会有“死刑”的呼声。死刑也确实对潜在的拐买犯罪分子起到警示、震慑的作用，有助于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也能给子受害者及其家庭一定的心理慰藉。
但是，对死刑的适用要保持慎重态度。要警惕“对拐卖犯罪一律判处死刑”的观点。如果对拐卖儿童犯罪一律判处死刑，贩卖者可能会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残忍杀害被拐卖的儿童，这更不利于遏制拐卖儿童犯罪。
——《三联生活周刊》
拐卖儿童的行为仍然存在
医院工作人员作为中介，也就是拐卖儿童罪的共犯，并不是新现象。但拐卖儿童的“市场”，买方和卖方都倾向于采取非暴力的、不易被察觉的隐秘方式实施犯罪，确实是当下新的特点。
现在的拐卖儿童行为与上世纪相比，出现了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儿童拐卖行为。比如引诱儿童参与不当网络消费，通过对儿童进行利益诱惑或者人身威胁，发展成为线下并拐卖。这种拐卖儿童的行为更加隐秘，相比传统的拐卖犯罪，侦破难度更大。
拐卖儿童犯罪除了过去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还发展出了以实现违法犯罪活动为目的的新特点。比如拐卖儿童后，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对方参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以售卖器官为目的实施拐卖行为，后将被害人残忍杀害。
同时，跨境拐卖也是拐卖犯罪的新特点，其中既有拐卖境内人口贩卖至境外的情形，也有拐卖境外人口贩卖至境内的情形。
说到原因，虽然伴随着女性的觉醒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我国女性地位逐步提高。但不能否认，我国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在观念较为落后的地区，仍然有部分人群保留着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思想。同时，男女比例的失调和部分地区的高价彩礼现象，也造成大量适婚男性结婚难、结婚成本过高的现象。拐卖妇女作为“妻子”，甚至拐卖女童作为“童养媳”的现象仍然在发生。这种传统观念已经流传几干年了，很难完全消除。
——《三联生活周刊》
买卖行为中的父母、中介、买方涉及哪些法律问题
近期又有新闻曝出，有医院内部，工作人员作为中介贩婴，号称能连通买方和卖方，并从医院做出生证明、疫苗接种证等等。其中很多被贩卖婴儿的母亲都是20岁左右，非婚生子，甚至还未成年。
这种买卖婴儿的行为属于拐卖儿童罪。在拐卖儿童罪中，《刑法》明确规定的六种行为是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行为涉及到这六种之一就算符合条件。另外，婴儿也属于拐卖儿童罪的犯罪对象。在我国《刑法》中，儿童是指不满14周岁的人，其中不满1周岁的为婴儿，1周岁以上不满6周岁的为幼儿。拐卖儿童罪中包括拐卖婴儿和拐卖幼儿的情形。
具体而言，这类行为中的母亲可能构成拐卖儿童罪。这种新闻中的母亲年纪较小，且都是非婚生子，在生育后立即出卖亲生子女，收取费用十几万，具有非法获利的的特点。而根据《意见》第16条的规定，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
中介可能构成拐卖儿童罪的共犯。根据《意见》第21条规定:“明知他人拐卖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健康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只要能够证明中介“明知”母亲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就有构成共犯的可能。至于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是拐卖儿童罪的主犯还是从犯，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细节进行考量。
新闻中的买方可能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因为他用钱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这一行为本身就符合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规定。不论买方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动机是什么(是否是收养)，都可能成立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
——《三联生活周刊》
评述总结
以极刑之重彰显正义的震慑。我们也坚信，随着每一个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天下无拐”终会实现。
我国刑事案件追诉期最高年限是20年。但现实中，不少孩子被解救已是成年以后，一些犯罪分子为逃避制裁百般躲藏。刑法规定如果案件已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犯罪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余华英案重审判决充分说明:正义可能迟到，但绝不缺席。我国始终对拐卖儿童犯罪保持零容忍态度。“人贩子”切莫心存侥幸，无论跑多远、藏多深，哪怕不配合、不认罪，真相终将大白，犯罪必遭严惩。
重拳打拐，全民反拐，方能天下无拐。愿所有走失的孩子都能顺利回家、向阳生长，也愿每个家庭都能团聚一堂、尽享天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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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花学
最早是源于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第二季，属于社交平台学派之一，是一门专门研究节目中明星嘉宾们搞小团体，互相挤兑，勾心斗角，人设崩塌的内娱人际交往学科(简称:吃瓜看乐子)。最近由于《花儿与少年》第六季的热播，节目中明星嘉宾们的各种“暖心互动”也被吃瓜网友们“翻”出来细细品味，甚至还带火了NPD人格，不少“花学家”还耐心整理出了节目中的嘉宾“互动”作为科目课件供大家茶余饭后学习分享。
3、红色是毁灭
该梗属于是老梗二创，最早源于早年间的小学生土味视频，里面有句“红色是毁灭，蓝色是冷漠，黄色是警告”的经典语录。近段时间又开始被部分网友拿出来“文艺复兴”，他们将这段音频搭配颜料涂色的视频画面，用来进行转场剪辑，一般是先展示某种色彩的颜料，然后画面一转变成同色系事物，并搭配“红色是XX，黄色是XX”的语录梗进行配音，现在比较常用的场景是推荐各种类型的音乐或者用来调侃自己喜爱的事物。
4、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
该梗源自华为发布的新手机MateXT的宣传视频，本意是为了宣传华为新手机可以反复折叠的品牌产品特性，但因为有互联网「造梗达人」杨幂的代言加成其中的核心广告语:“三折叠，怎么折，都有面”便开始被网友疯狂整活二创，配合本身广告视频里魔性洗脑的BGM，将广告梗创意性地植入到生活中各种各样可以来回折叠的物品或者场景中，并加入各种调侃文案，一时间在整个互联网社媒疯传爆火。
5、命缩力
主要用来形容一种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生命力，气血不足、浑身没劲的状态，并且身上透露出一种淡淡的“死感””，即不想死，但也没那么想活的心理状态。有不少用户用“命缩力”来形容自己或他人的某种特定状态，尤其是在面对工作学习等压力时，产生的那种无力感和迷茫感。
6、人生啊真是匆匆
源自网络热门的#旷野文学，有点类似以往的「发疯文一段“Onlyyou”开始的减速配音，节奏的突然放缓配合那些我们熟悉的面孔从记忆中意气风发的模样到现在垂垂老矣的状态切换四让人不禁感叹人生啊真是匆匆，不管现在如何，那些画面和人物在记忆里永远是闪闪发光的。
7、干人&润人
该梗源于节后打工人们的自嘲MBTI。「干人」们每天这也干，那也干，一觉醒来就是干，日常症状表现为:班味重，生人勿扰，双眼无神，皮肤干巴，耳机循环播放《反方向的钟》。为了防止从内“干”到外，这届“脆皮打工人”启动了「润人指导计划」:上班早八晚六，到点应润则润;工作沟通该吵就吵，拒绝自我干耗;上班护肤常备凡士林雪融霜，皮肤干巴，一抹就润…妈妈，上班不应是“荒漠”’，而是每天水灵灵地做个快乐「润人」
8、犇骉
该梗最早源于汉语词典。「犇」原意指牛惊走，引申后泛指群牛奔跑，「骉」也跟「犇」的意思差不多引申后泛指群马奔跑。由于这俩字从字面结构上看非常像一群牛和一群马，再加上原意牛马跑来跑去的意思像极了办公室打工人为了生存劳心劳力拼命奔波的狼狈样子，于是「犇骉」便被打工人互相自嘲成「办公室牛马」的升级版曾经和朋友说好了谁发达了就包养对方，结果各自在牛马的路上越走越远，班味一个比一个重。
9、佐学
该梗最早源于向佐在电影《门前宝地》的某个片段的演技，他在电影的一个场景中，下楼梯时习惯性把食指放在鼻子上忧郁深沉地与女主对话，然后回身下楼突然扇了自己巴掌，这个“莫名其妙”的动作设计瞬间戳中了网友们的笑点，于是在社媒纷纷掀起了对该动作的一系列创意解读和模仿热潮，也慢慢延伸出了一门新的研学科目--「佐学」。
10、姜老师
该梗源于小红书热门话题#姜老师果然可以cos万“姜老师”指的是生姜，最初是因为部分“红物。薯”分享了一些做饭时生姜“以假乱真”的图片，而在分享的笔记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生姜在各种菜肴中与其他食材高度相似，仿佛是在“cosplay”其他食物，所以生姜也逐渐被网友戏称为“cos 界的大神”，并慢慢演变成了一个美食圈的梗。由于部分食材的cos效果过于出众，于是便被搞怪的网友上了尊号，称为“姜老师”。
（文字素材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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