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有政客，是办不成电影节的—

光有政客，是办不成电影节的——柏林电影节

作者：上海印象艺术教育发布时间：2020-08-13 阅读数：431

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被称为世界三大电影节。这三个电影节，每个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戛纳代表着艺术性，威尼斯代表着商业性，那么柏林电影节就代表着政治性。

l 政治就是压倒性的主题

194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诞生的第一年，政府就对资助电影极为热心，他们想到要搞一个大规模的国际电影节，就定在柏林。从诞生之初，柏林电影节就可以说是政治色彩最浓郁的电影节，任何最敏感的种族、阶级、性别议题都可以在柏林电影节找到。2019年获得金熊奖最高奖项的《同义词》，就非常直接地处理着国家身份与欧洲难民问题，这样的一部先锋之作，如今或许只有在柏林可以拿到最高奖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标志物是一只抬起手臂向人们致意的柏林熊。）

l 三大电影节里最“年轻”

柏林电影节第一次真正举办，是在1951年。因为它身处德国，被纳粹阴影与冷战疑云笼罩。在柏林电影节早期，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愿意参加其中，直到柏林墙倒塌。到了后来，柏林电影节反而利用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大规模地推动政治题材电影在电影节内部的发展。到了今天，多元文化反而成了柏林电影节的名片。

柏林电影节之所以在三大中关注度不高，其实也和它的定位有一定关系。恰恰是因为它关注前沿、先锋的议题，所以它也就收获了小众的限制。并且，威尼斯和戛纳都与奥斯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奥斯卡仍是电影界最高“关注度”的代名词。所以，柏林电影节确实显得有些高冷。

l 与华语电影的渊源

柏林电影节是第一部在竞赛单元展映大陆电影的西方电影节，张艺谋的《红高粱》，就曾在1988年获得了金熊奖，这在当时为所有中国导演打了一剂强心针。后来，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也拿到了第50届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除了第五代导演之外，第六代导演王小帅也是柏林电影节的常客。而鲜有人知的是，大家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三个和尚》，也曾在柏林拿到过短片单元的银熊奖。

2019年，演员王景春和咏梅，凭借着在王小帅导演的作品《地久天长》中的精彩表现，成功拿下柏林电影节的影帝和影后称号，成为国人的骄傲。因此，柏林电影节也被称为“中国电影人的福地”。

l 冷门但独特

每个电影节大都会培养自己心仪的一批艺术电影作者，而柏林电影节选择的是一些更独特的导演，或许他们不像戛纳系导演那样热门，但他们至少也有属于自己的一批死忠粉。比如擅长拍情爱游戏的韩国导演洪常秀、台湾长镜头导演蔡明亮都是柏林的新嫡系。

在2020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蔡明亮的《日子》和洪常秀《逃走的女人》又一次入围了柏林电影节，这两位导演的风格特征都很突出，几乎一看就是属于电影节的作品，有时候不是电影节选择了导演，也是导演选择了电影节。不过，也有电影节的批评者指出，这种“嫡系”霸权也阻碍了新导演入围电影节的道路。

l 精英、先驱的电影方向

除了上述的这些柏林系导演之外，柏林电影节也在往更精英、更先驱的电影方向前进，比如自2003年开始大火的柏林学派，就是由柏林电影节推动的。最近在电影节系统非常热门的克里斯蒂安·佩措尔德、托马斯·阿斯兰等导演，都是柏林学派的代表导演，他们采用含蓄而细腻的艺术电影手法，表现了德国社会的复杂变化。

如今的柏林电影节，它正在将自己的“冷门”软肋化成自己的特色。甚至可以说，与戛纳和威尼斯相比，如今的柏林电影节更为接近纯粹的“电影艺术”。2019年，柏林电影节增设“奇遇”单元，它的名字令人想起安东尼奥尼的著名的艺术电影杰作《奇遇》，它的宗旨也是鼓励那些在美学、结构上有大胆尝试的电影创作。

或许柏林电影节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道路。毕竟，如果电影节都向奥斯卡投诚，它们的举办可能也就不那么令人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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