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大师——曹禺与《雷雨》
说曹禺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可以看两个小细节：首先，他们俩都独占了某个时代的全部光彩。在莎士比亚的年代，整个英国社会都在看戏。曹禺也是中国现代戏剧界开天辟地的人物，他写出了《雷雨》，中国的话剧才成了气候。另外，莎士比亚不只是编剧，也是剧团的班主和演员，他既能写又能演，表演是剧本的血肉。曹禺也是从15岁时开始登台演出，大半辈子生活在剧院里。除了搞话剧，他还做过电影导演，代表作有电影《艳阳天》。说曹禺，不得不提说《雷雨》。不要说在文学史上，过去的小话剧团有句话：《雷雨》是“打头炮”的戏，是让大家吃饭的戏，它既容易排演又叫座。在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连香港的小混混都说：“《雷雨》还用排练吗？就是讲义气嘛！”但另一方面，有人说《雷雨》这个剧其实没什么好的，只是那时大家没见过这么热闹的狗血剧情，而且剧情也不是原创的，抄的是西方经典戏剧。至少，《雷雨》不能和老舍的《茶馆》比。关于这些问题，我还要搬出我们在得到常说到的一种思维视角——历史感，也就是回到当时的情景，尊重当时的有限性。文学经典是恒久的，但同样得考虑“历史感”。前段时间，美国的HBO电视台迫于压力，下架了小说《飘》改变的电影《乱世佳人》，因为有人抗议，原作写南北战争时，美化了南方的黑奴制度。这很荒唐，种族平等是正确观念，一旦丧失了历史感，就丢掉了判断的边界，而且这是以一种自以为精明的心态，只能说是智力的堕落现象。我们现在回忆《雷雨》这部戏，印象是人物不多但关系很复杂，演的是两代人在同一天、同一个客厅的场景里，爆发了淤积了三十年的冤孽，最后大家一起灭亡。我们先捋一下主要矛盾的由来：三十年前，煤矿主周朴园还是少爷的时候，和家里的丫环侍萍相爱，生下了大儿子周萍。因为门第关系，侍萍被周家赶走。多年后，周朴园续娶了比周萍大不了几岁的妻子繁漪，生了小儿子周冲。而繁漪和周萍有过私通关系。周萍又学他的父亲，和家里的丫环四凤恋爱。然而这个四凤，其实是他的生母、出走多年的侍萍的女儿。在《雷雨》里，繁漪的嫉妒形成了盲目的推力，当这些关系一层层揭开时，乱伦的异父兄妹周萍和四凤自杀，还连累死了无辜的小儿子周冲，两个母亲也当场疯了。我们今天见多识广，看这种剧情，只能说“还好吧”，比这更乱的关系也不是没见过，但那是1934年，这戏出来，那得多火爆？至于《雷雨》很深的文学品质，一般人是不在乎的。曹禺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写《雷雨》时还在清华大学读书。写这种剧情，年轻胆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这种剧情是西方戏剧历史上最经典的主题。经典的希腊悲剧，常常讲家族伦理惨祸，比如主角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血亲，犯下了乱伦的冤孽。最有名的就是《俄狄浦斯王》了，也是恋母情结的出处。这样的悲剧称为命运悲剧，说起来，是要比莎士比亚那种善恶冲突的道德悲剧深刻的。有人说《雷雨》抄袭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群鬼》，也有说它抄了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因为那两部戏里都有乱伦的情节。这就是只见到树木，没有见到森林了。这个命运主题，本来就是西方戏剧的原型类的命题，而伦理惨祸，是最强烈、最普遍的形式，能让我们看到人的自由意志怎样败给了那个命运的必然性。人兴致勃勃的行动往往是自掘坟墓。在中国传统戏曲里，几乎没有这种悲剧命题。即便出现了悲剧情节，比如《梁祝》里的殉情，也要把它消解掉，让一对情侣化成蝴蝶。或者出来个和尚道士，一手一个，把主角们领走出家去。而曹禺用中国的方式，中国的人物关系，把这个曾经只属于西方文化的命题呈现出来了，这恰恰是他最有独创性的地方，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刚才我们说到的尤金·奥尼尔的名剧《榆树下的欲望》，被称为是美国“第一部伟大的悲剧”，有人说，在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在他之后，才有了戏剧。这两个评价，放在《雷雨》和曹禺身上也成立。曹禺自己说，他构思《雷雨》时，出发点是那个野性、有点儿病态的繁漪。他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第一任妻子郑秀写的这个人物，之后才发展出了具体情节。除了那种命运感，他本来没想好明确的主题是什么。这在创作中是最正常的现象，作者的灵感往往是被一个形象、或者被一种气氛激发出来的——在这出戏里，就是那种雷雨欲来的郁热和压抑。这是曹禺从小就有的一种情绪。写作过程中那种说不清的东西，才是最迷人的。后来，大家说《雷雨》是揭露封建家庭，曹禺说，这些解释我都追认，意思是：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吧，我也不能说你们错。《雷雨》本身就是杰出的戏剧，再加上曹禺的开创性和历史作用。这个杰出，就要上升到伟大的地位了。这就是我们说观察《雷雨》需要考虑的“历史感”。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比较《雷雨》和《茶馆》了。其实我也是更爱看《茶馆》的，我在《讲老舍》的课程里和你聊过，曹禺自己也对《茶馆》非常佩服。这两部戏之间，也有历史感的联系。上世纪三十年代，23岁的曹禺为中国现代戏剧写作建立的一套规则，二十年后，57岁的老舍在这个台阶之上，又迈进了一步，写出了空前绝后的《茶馆》。曹禺的一大苦恼，就是到了新中国，做了北京人艺院长，一部好戏都写不出来了。黄永玉曾经写信给他，不客气地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看了信，曹禺回信说：“你射中了要害，我浪费了成熟的中年，你的长信已经一页一页端正地放在照相簿里。现在我可以随时翻。感谢你，我的朋友。”天才和灵感，来的莫名其妙，去的也说不清道不明，同样受限制的条件下，老舍不就写出《茶馆》了吗？曹禺写给一位导演的信里有句话说：“我写《雷雨》是写一首诗，一首叙事诗”。他的底子是个诗人，不是小说家，诗歌的创作，更加依靠灵感和感性，诗人度过青春，写不出来了，是很正常的事。至今，《雷雨》内部还有很多说不清的东西。至少我们知道，它不是说“讲义气”的。如果你想看曹禺其他的戏剧，推荐他在30岁写的《北京人》，这是他最后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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